華碩翻譯社

　　
《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是關于西南聯大的重要研究成果，為美國學者易社強畢二十年之功的心血之作。80后譯者饒佳榮憑著對此書極大的興趣與熱情翻譯了此書，譯文頗受好評，我們特邀他為本報撰文，傾談翻譯此書的心得體會。
鐘情大學史，起意翻譯“迄今最佳聯大校史”
因緣巧合，筆者有幸翻譯此書，中文繁體字版于2010年4月由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付梓，時隔近兩年，簡體字版于2012年初由九州出版社發行上市。本書翻譯和修訂也有些小故事，拉雜寫來，聊供茶余飯后之談資。
關于翻譯緣起，我在九州版《譯后記》中略有交代：“我最初是從何炳棣先生《讀史閱世六十年》的腳注里得知這本書的。大學史是我很感興趣的一個題目。于是，在北大朋友的幫助下，從圖書館里借來英文原著，我復印了一本。當初翻譯這本書，緣由不外乎兩個，一是鍛煉自己的英語，二是希望借此走上學術之路。不管怎樣，此后一有閑暇，我就背著英漢詞典、原著復印件和一沓稿紙，鉆進北大的公共教室，把蝌蚪文轉為方塊字。一開始還是白天上班，夜晚翻查詞典斟酌句意，忙得不亦樂乎。后來索性辭去工作，專事翻譯。春去冬來，一年倏忽而過，譯稿基本殺青。這時已是2007年歲末。”
為了寫這篇文章，我查了一下電子郵箱，關于《聯大》翻譯和出版的往來信函，多達百余封。2007年11月15日早上七點多，我第一次給易社強教授寫信，報告翻譯的情況：2006年11月左右，我開始從事這本書的翻譯；第二年6月，初稿出爐。頭一次給洋人寫信，心里完全沒譜，未曾料第二天就收到了回信。魚雁往還一番，我才意識到自己是多么幸運。
艱難付梓，勤查資料校失誤
《聯大》一書中有不少資料引自臺北《傳記文學》雜志，我在北大圖書館港臺閱覽室查閱資料時就留心抄錄了傳記文學編輯部的E-mail地址。2007年12月30日，我抱著試試看的心情給成露茜社長寫信，簡單介紹了一下翻譯的情況，并附上書稿的內容梗概和樣章。 不到一個星期，傳記文學出版社回信表示很感興趣，但要對譯稿做出版評估。以后就按部就班，直到2010年4月推出繁體字版。令人遺憾的是，在《聯大》繁體字版付印前夕，2010年1月27日，成社長因癌癥病發在臺大醫院逝世。我懷疑拙譯有可能是她生前關照處理的最后一部書稿。
《聯大》傳記文學版的出版周期相當長，一是因為譯文修訂得等易先生回到美國之后才能全面展開，更重要的是我學力有限，譯道荊棘叢生；二是出版方人手不夠，雜志業務就已相當繁重，編輯書稿常常是在業余時間進行。有一陣，我的電子郵件被傳記文學編輯部的郵箱認定為“垃圾郵件”，發了三四封郵件都是杳無音訊，我以為對方可能變卦了，便寫信責問出版社“不負責任”，后來才知是一場誤會。在此期間，《傳記文學》的編輯簡金生先生提議把書名改為《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原譯是《西南聯大：戰爭與革命中的中國大學》，臺版書眉保留了這一印跡），我欣然接受了這個意見。
后來想想，這個漫長的周期也有利于避免譯稿出現一些比較低級的錯誤。就我記憶所及，Chinese Recorder在付印之前才改為《教務雜志》（原譯為《中國報道者》），Memoirs of Li Tsung-jen一開始被我譯作《黎錦揚回憶錄》，后來想想不對，其實就是唐德剛整理的《李宗仁回憶錄》。像Chiang Yung-chen，臺版音譯為“蔣永珍”，這回修訂改作“江勇振”。臺版把“特務”（secret agents）錯成了“秘書處”（secretariat），把“公糧”（public rice）弄成“公米”，九州版都予以訂正。
拙譯第一稿在2007年6月涂抹完畢，我在8月8日給北大的薛剛兄寫E-mail，請他幫忙借閱兩種征引最頻繁的資料，一是民國版的《聯大八年》，一是臺灣版的《學府紀聞：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像張啟鈞的《儒林逸話》，我查到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有館藏，就只能輾轉請老師和朋友幫忙了。
跟圖書館打交道，記憶最深的一次是，2007年底的一個早晨，我還在被窩里做夢，窗臺上的手機響了（屋子里沒有信號，只好把手機放在窗口），接聽后才知道對方是清華圖書館館員，她通知我預約的報紙到了。如果沒有記錯的話，那是我此前在圖書館預約的《今日評論》和《云南日報》。其中，《云南日報》北大圖書館也有館藏，過期的舊報紙都藏在物理學院那邊，可工作人員就是不肯調閱。無奈之下，我只能到清華碰碰運氣。出乎意料的是，館員電話告知調到了。我趕緊起床洗漱，騎著破自行車，冒著嚴寒趕到莊重典雅的圖書館。那一刻，我對清華陡然心生敬意：清華真不愧是清華。
“千禧年玄學家”存疑，譯本仍需請方家糾謬
除了勤查詞典勤翻書之外，譯事本身考驗的還是對原著的理解和中文的表達。因為是初事翻譯，幾乎一無所知（現在想想，當初真是膽大），不知怎么在網上找到孫仲旭先生的博客“一畝三分”，其中多有談翻譯的文字，借此順藤摸瓜，也購買了思果、董橋、余光中等人談翻譯的書來補課。易先生也曾給予指點，他在2008年7月17日的信中談到“翻譯三板斧”：一、抓住大意比死盯著一字一詞更重要；二、無論創作，還是翻譯，都要做到文從字順，以吸引讀者為第一追求；三、翻譯腔要不得。對照拙譯，我愧怍萬分，雖然也算盡心盡力，但深知“路曼曼其修遠兮”。
翻譯是一樁苦差事，但至苦中往往蘊藏著至樂。有時與蝌蚪文糾纏不休，靈感突降，那種爽快真有如大旱之后的甘霖。英文原著幾乎處處可見作者的文心，遣詞用字甚為講究，要用中文完全傳達出來幾無可能，而翻譯時心領神會，大有拈花微笑之意。
《聯大》九州版問世后，我給深圳的梁由之先生寄了一冊，請他斧正。他讀后，果然來信指出了幾處疏誤。比如，8-9頁“日本駐華北屯軍新任司令香月清司”當為“日本新任中國駐屯軍（通常被稱為華北駐屯軍）司令香月清司”。辛丑條約簽訂后，日軍取得在華駐軍特權，“駐屯軍”隨之成為一個專有名詞。
另外，梁先生還批評101頁“李大釗的前綴‘千禧年玄學家’頗不可解，甚至不通”。于是我趕緊寫信請教易先生，他告訴我，他對李大釗的理解是基于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的經典著作《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按照邁斯納的解釋，中國傳統的循環史觀對李大釗影響頗深，轉向馬克思主義以前，他把歷史決定論看作是使整個宇宙達到有序的基本的精神力量，而此后就把歷史看作不斷演進的發展過程。這使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理念帶有濃重的形而上學色彩，與陳獨秀的唯物主義理性（materialistic rationalism）形成鮮明的對比。邁斯納用“chiliastic”指稱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觀，作者為了壓頭韻，就用了“millenarian”一詞，于是成了“millenarian metaphysician”，直譯過來就是“千禧年玄學家”。
沒想到一個小小的“千禧年玄學家”底下竟然藏著這么曲折的故事。這背后的學術脈絡，易先生不說，又有幾人知曉呢？不過，盡管有這個解釋，我得承認自己還沒有完全弄懂——估計還得讀讀李大釗，補補課。
從這兩個英文單詞中可以看出，我的工夫遠遠沒有做到家。這樣的例子，拙譯恐怕還有不少。懇請方家糾謬，匡我不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