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趙文工：從下鄉知青到翻譯家
從下鄉知青到高校教授，從蒙古語門外漢到蒙譯漢翻譯家，從“異鄉客”到“蒙古人”，曾經的天津知青趙文工用他三個身份的轉換書寫了對民族語文翻譯事業的熱愛。
2007年退休的趙文工常常覺得自己的時間不夠用——有很多蒙古族中短篇史詩在等著他翻譯；有很多蒙古族大學生在等著他傳道、授業、解惑。他翻譯過大量作品，最鐘愛的卻是蒙古族中短篇史詩這個“冷板凳”。很多人甚至覺得他像史詩中那些孤獨的英雄，在歷經磨難之后才能獲得勝利，找到幸福。
學蒙古語：下鄉插隊成就的緣分
44年前，21歲的趙文工從天津來到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四子王旗烏蘭哈達公社。他是那一年下鄉插隊的知青。下鄉插隊雖是響應毛主席號召的“光榮”之舉，卻無法阻擋一位年輕人濃濃的鄉愁。趙文工被安排到一個作為飼料基地的生產隊勞動，自然也無法繼續他的“數理化”，一天天總是過得很無聊。
“總得做點什么吧？要不這日子還怎么過？”突然，他萌生了學習蒙古語的念頭。可是，這談何容易？他所在的地方人煙稀少，想找到一個蒙古族老鄉更是難上加難。偶爾來一位蒙古族老鄉，趙文工就跑過去問他蒙古語的單詞和常用句子，再用漢字記錄它的讀音。正是這種“自編蒙古語教材”，讓趙文工學會了一些蒙古語單詞和簡單的句子。
后來，趙文工去旗里的蒙古族中學代課，那里給他創造了一個學習蒙古語的好環境。他拿著一本“文革”前編寫的教材《蒙文初程》一遍遍地讀，認認真真地學。偶爾才能看到的蒙漢文對照連環畫和小學一二年級的蒙古文課本，成了他最好的教材。在周圍好心人的幫助下，趙文工在1977年考入大學之前就已經初步掌握了蒙古語和蒙古文，能夠簡單地與人用蒙古語交流。
為了讓自己的蒙古語水平更上一層樓，趙文工打算從語法入手。他找來了蒙古族學者巴圖巴雅爾在“文革”前編寫的一本《蒙古語法初程》，邊讀邊譯，等他讀完之時，那本書的漢譯工作也接近尾聲。這部記錄了趙文工學習蒙古語的執著和勇氣的譯作，直到1991年才由內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出版社還付給他當時堪稱“巨款”的2000元稿費。
“如果我沒有下鄉插隊，或許我一輩子都不會與蒙古語結緣。”趙文工說。
譯當代文學：痛并快樂著
1983年，在內蒙古大學任教的趙文工開始試譯蒙古族青年作家蘇德那木的散文《在陽光下》。雖然翻譯過程也是幾經周折，但是來自《民族文學》雜志社的用稿通知卻讓他心里樂開了花，也讓他嘗到了翻譯的甜頭。
“我迫不及待地拆開《民族文學》的信封，將樣刊拿出來一遍遍地讀自己的譯作，有時候都不敢相信這就是我譯的作品。”趙文工說。
有一次，內蒙古大學舉辦了一次蒙漢雙語朗誦活動，趙文工應邀去當評委。沒想到，臺上的大學生朗誦的竟是他翻譯的《在陽光下》。一種自豪感油然而生。在趙文工看來，這種自豪感，比當年《民族文學》付給他的36元稿費更有意義，也延伸了他工作的意義。
從上世紀80年代起，法律文件翻譯德文翻譯 中英翻譯趙文工翻譯了大量蒙古族現代文學作品，其中包括蒙古族著名作家力格登的14篇小說。和當時的許多文學青年一樣，彼時的趙文工也希望有一天內蒙古文學創作“索倫嘎”獎能夠眷顧他，而這一愿望當時并沒有實現。直到1993年，翻譯作品已近100萬字的趙文工才終于登上“索倫嘎”獎的領獎臺。
相對于10年磨礪換來的獎章，趙文工發表譯作之戰更為持久。蒙譯漢工作的橋梁作用很重要，但能發表翻譯作品的文學期刊只有《草原》、《民族文學》等寥寥幾家，大量翻譯作品不得不被壓在抽屜里，有的甚至永遠不見天日。1985年，趙文工翻譯的《白鬐烏騅》、《金色的沙漠》兩部中篇小說，相繼收到出版社的退稿信。拿著信，想到自己連譯帶改寫下的30萬字，還有那堆積起來高達30厘米的稿紙，趙文工爬不起來了，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天。給孩子取牛奶時，一輛汽車從他身邊呼嘯而過，險些將他撞傷。
站在路上，趙文工不得不認真想想自己選擇的路。他意識到，若不及時調整方向，就會有無數個更大的打擊在等他。他想起自己為了一部翻譯作品的出版，常常坐火車從呼和浩特前往集寧、赤峰等城市，希望當地的刊物將自己的作品公布于眾，盡管那只是一些市級期刊。很多次，他的努力都以失敗告終，他的熱情也在遭受一次次打擊之后降到了冰點。直到現在，他還有幾篇在圈內頗有影響的作品的翻譯稿壓在抽屜里。其中，《大鼻子勞登》一文已入選蒙古族中學語文課本多年，譯文卻還躺在黑暗的抽屜里。
翻譯作品“過剩”和“娘家難找”的困境，引起了趙文工更多的思考：在浩瀚的蒙古文當代文學作品中，能夠成為經典的作品又有多少？漸漸地，他開始懷疑自己譯作的價值，而正在此時蒙古族史詩引起了他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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